“窝囊废”师团

在很多人印象中，二战中的日本军队个个都是亡命徒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，当时的日军中有一支以战斗力差而闻名的另类部队，它就是号称“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”的大阪第四师团。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文章《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》中，曾详细描述了第四师团的各种轶事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支著名的“弱旅”在战后竟保留了自己的番号，直到今天，日本陆上自卫队中仍编有第四师团这支部队。

大战前官兵集体装病，暴怒指挥官坐镇医务室

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，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莱贩走商组成，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。这支部队下辖四个联队，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，堪称日军“精锐”。然而它成立没多久，“窝囊废”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。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——第八联队，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，获得了“败不怕的八联队”绰号。此后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，第四师团再没上过前线。不过，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“勇敢”精神的机会。1933年，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，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，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“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”，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，史称“大阪Go-Stop事件”，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“武勇”可见一斑。

1937年，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。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，划归关东军序列。怎样才能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?日军大本营着实费了一番心思，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，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，例如绰号“马来之虎”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师团长，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。精训两年后，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。1939年，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，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、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，增援前线。仙台师团(即第二师团)接到命令后，强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，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，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。与此相反，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，却迟迟不动。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，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激增，放眼望去，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。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，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，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，“联队长改行当大夫”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。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，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——消极怠工。从海拉尔到诺门坎，第二师团走了4天，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，而且大量人员掉队。凑巧的是，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队线的当天，苏日宣布停战。消息传来，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了上来，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“带病”赶赴前线，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返程的时候，齐装满员，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，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，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、伤兵满营。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，提起笔把日军报纸早上审查的《我无故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》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，变成了《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》，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“软蛋”部队。尽管出尽了洋相，但第四师团运气却相当好，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日军战事吃紧，急需增援，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，急调其南下增援。第四师团摇身一变，又成了日军精锐的第十一军中的一员。

有第四师团参战，本来能打赢的仗，也会打输……

其实，第四师团的名声，中国军队早有耳闻，早在徐州会战期间，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“奇怪的日军”。当时，面对日军合围，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奇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。但中国军队突围后已是人困马乏，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，战斗力锐减。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，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。因为部队已十分疲惫，中国军队发现敌军后惊慌失措，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。奇怪的是，过了很久都没有日军追来，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，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，相反，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。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。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，形势仍十分危险，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，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，结果竟一路平安。事后，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“严格遵守作战纪律”为由向上级解释道：“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。”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，“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”的说法就流行开来。每次战斗，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“大阪师团”，往往士气大增，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。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，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，甚至牵连了友军，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：“有第四师团参战，本来能打赢的仗，因为敌军士气大振，也会打输……”自此，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“待机”了。曾有一次，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，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，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，全线溃败。守长沙的国民党军队是薛岳所部精锐，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。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，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“丧门星”，哪个军都不要它，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。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：“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，开战时属于关东军——精锐，仗打起来在十一军——还是精锐，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，只好改大本营直辖……”

“保命最重要”成时髦道别语。投降后在美军营前摆地摊

第四师团虽说窝囊，但毕竟是甲种师团，老兵多。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，急需补充老兵，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。当时，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比如第二师团，战况较好时就说“武运长久”；情况不妙时就说“九段坂见”(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)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，却常说“御身大切”，翻译过来，即“保重贵体”“身体第一”，或者干脆就是“保命最重要”。后来，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。战斗一开始，来自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，从军官、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，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。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，那些“养病”的第四师团“前辈”们还要问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?”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，这些“病号”却豪气冲天地说：“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，这很没有意思，如果是主攻么，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。”1942年4月，第四师团被调往菲律宾，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。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，圆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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